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:用“巨变”形容中国过去十年发展

郑永年接受环球时报专访:用“巨变”形容中国过去十年发展 2022-06-21 09:00:41来源:环球时报编辑:黎萌

【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白云怡】 十八大后,中国发生深刻变化。 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日前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,在中国多种变化之中,政治层面的变化最具意义,因为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是内部崛起的延伸,而国家内部崛起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其所践行制度的崛起。

环球时报:如果让您用一个关键词形容中国过去这十年,您会用什么词?为什么?

郑永年:要形容中国过去这十年的发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,那我会选择 巨变 。实际上,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中,从晚清的改革,到孙中山的革命,再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,中国也在继续经历着快速的变革。

十八大后,中国发生深刻变化,但我认为在政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最具意义。现在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还不多,但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。西方经常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变,因为经济有明确的、可量化的数字;一些人也能看到扶贫等社会层面的变化,因为中国中产群体的扩大、贫困人口的减少也有可见的指标来衡量。但是,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变化经常为国际研究者所忽略。

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: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是内部崛起的延伸,而内部崛起的主要标志,并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,而是它所践行的一套制度的崛起。譬如,近代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崛起就是新制度的崛起,而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也是一种新制度的崛起。

我认为,十八大让中国现代化道路模式更加清晰和成熟,也为那些既要发展、又寻求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模式选择,这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。

环球时报:十年过去了,您如何评价十八大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意义?

郑永年:近代以来,中国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、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,曾经是不清晰的。由于在中国文明中,经济的管理和发展也是政府职责的一部分,倘若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,一旦政府无法有效运转,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治理也会出现问题,其带来的后果将会比在西方更为严重。

西方一些学者总是说,中国只有经济改革,没有政治变革。这是不对的。我常说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奇迹般地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社会稳定 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而这两者正是在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引导下实现的。

环球时报:从长期来看,您是否看好中国经济的韧性和中国的经济模式?为什么?

郑永年: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,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多次在实践中得到证明,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,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,中国不仅平稳地度过了这两次危机,还对世界经济(发展)作出巨大贡献。

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现在,中国也基本上做到了复工复产。尽管在疫情和西方强行对华 脱钩 的双重压力下,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以前有所放缓,但如果横向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,中国的增长依然算得上是很不错的。

最近有很多人拿中国和越南比较,认为中国正在被越南取代甚至超越。但不要忘记,中国早期经济体量较小的时候,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相当容易。当一个国家经济体量足够庞大时,增长放缓也是一种正常现象。中国一年(的国内生产总值)是多少个越南(的国内生产总值)?简单化地说, 越南取代中国 这一说法,除了吸引眼球,并没有太多实际的、严谨的依据。

确实,最近中国经济遇到一些挑战,但我们看待当下中国经济情况时需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大背景。受疫情、俄乌冲突、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,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好的经济表现,即使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面临着高通胀和衰退的风险,还有收入分配不均、社会分化等大量问题。中国并不是唯一面临经济挑战的国家。

从长期来看,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中对教培、互联网、房地产等领域的整顿是非常需要的,目的是为了实现民营企业更健康的发展。任何国家都需要为企业的运转制定规则,也就是我们说的 资本有序发展 ,这是为了中国整体的、长期的、可持续发展打下更好的制度与法律基础。

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到今年高层释放的种种信号来看,中国的各项政策、举措显然都在继续围绕着经济建设和 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思路来进行。总的来说,我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经济韧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但话说回来,正因为如此,我现在也有点担忧:由于巨大的体量和强大的韧性,中国经济消化问题的能力很强,一般的小问题不容易被感觉到,这可能会给一些中国人造成 没有必要开放 的错觉。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,就会非常麻烦。对此,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环球时报:您最近发表了新书《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》。您认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什么?最应该注意哪些挑战?

郑永年:从全球范围来看,一个国家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、成为富裕国家,已经很难了,要(实现)共同富裕,就更难了。即使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,也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不公平现象,进而导致了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崛起。

现在接近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大多是一些体量较小的国家,比如北欧等福利社会国家,或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。这意味着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、成为一个发达且共同富裕的国家,会面临更多挑战。

我认为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,我们最应该吸取的是英美等国现在民粹主义兴起、社会不稳定的教训。共同富裕不是 劫富济贫 ,也不是简单地 分大饼 。我们应该在过去40多年的基础上,既追求经济增长,也必须确保社会稳定,并从社会长期和总体利益来思考这一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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